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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伊扎尔提出的批评非常严厉,但他的书没有遭到冷遇,他也没有被以色列社会遗弃。相反,《赫贝赫泽》成为以色列的畅销书,1964年还被收入以色列高中教材,他还多次被选为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自我批判仍将是以色列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赫茨尔是在欣喜若狂的状态下写的这本书。当谈到写书经过时,他说:“我当时完全投入到写书中,决心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写完,因为书中提出的理想似乎过于宏伟,但有几周的时间我每天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四处漂泊,生活拮据,1931年病逝于疗养院。虽然早早离开人世,但直到今天,她的诗歌还在以色列学校中传颂。她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对基布兹生活的怀念和被集体匆匆抛弃的痛苦。她最著名的诗歌《也许》表达了她对基布兹的眷恋之情,将近一个世纪后,这首诗还经常被以色列人诵读:

    我从来没有很早醒来就下地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9岁时就发表了《鸟颂》。毫无疑问,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犹太诗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犹太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表现了19世纪末犹太民族的绝望和伤感,也展现了犹太人对那个从未见过的民族家园的强烈渴望。

    布伦纳虽然思想复杂,但他可能是第二次阿利亚中最大的文化偶像,他的作品仍被奉为经典,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如果他活得更久些,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就,但在1921年的雅法暴乱中,他被阿拉伯暴徒杀害。

    也从来没有在收获季节

    此书也写于巴以冲突调和无望之际。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以色列学者根据以色列和英国的解密档案,陆续写出一批实证性著作,挑战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叙事,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要讲述以色列的故事,不得不面对两种深刻对立并仍在交锋的叙事: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一场犹太人发起的殖民运动——就像这批“新历史学家”所主张的,还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就像传统观点所坚持的?相应地,以色列国有没有扮演殖民压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这种争论多少可以视为对巴以冲突延伸进学术领域的折射,哪怕争论双方基本是以色列人。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与《鸟颂》

    此外,长期驻扎黎巴嫩令许多以色列人一直对国家满腹牢骚,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更是让他们良心不安,马蒂·弗里德曼是以色列国防军战士,在以色列撤军前夕曾驻扎在黎巴嫩,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记者和作家,他在文章中生动而准确地捕捉到以色列当时的状态:

    此外,犹太复国主义的正宗意识形态开始出现裂缝。裂缝不仅在人数不多但逐渐壮大的以色列年轻知识精英的身上可以看到,在以色列摇滚乐坛上也能看到。以色列“摇滚乐之父”阿里克·艾因施坦从小在极其世俗的特拉维夫长大,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上大多数摇滚艺人没有多大区别。1977年,佐哈尔告别娱乐圈,住进极端正统派社团,成了一名犹太教拉比。

    舍莫尔在歌词开头写道:“山林的气息美酒般清爽,钟声和松柏的芳香在风尘中弥荡。”阿里埃勒的《钢铁的耶路撒冷》则以“黑暗”开始:“在你的黑暗中,耶路撒冷……我们来此开拓你的疆土,驱赶敌人。”

    正是在这样绝望的氛围中,比亚利克于1873年诞生。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他被严格遵守教规的祖父抚养大,接受了传统犹太教育。但和许多同时代的犹太年轻人一样,比亚利克醉心于西方文化,支持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旨在改革犹太教对传统和集体主义的过分倚重,将一种更具理性、分析性、智性和个性的生活方式引入犹太社会。

    布伦纳富有激情,但思想复杂。他矛盾的心态很能代表随后几十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特点:他积极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同时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创立新的希伯来文化,有时又觉得自己虽然怀抱理想,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他说,流散只是被转移到以色列而已。很多方面,他是“饱受折磨的希伯来文学的世俗的圣人”。布伦纳是欧洲宗教世界的产物,却又被启蒙运动深深吸引。

    小说末尾,一位叫摩西的战士对叙事者说:“我们的移民将来到这个‘沦为废墟的村庄’(阿拉伯语Khirbet),这个村庄的名字我过会儿再讲,他们会占下这块地,在上面耕种,把它建成美丽的地方。”小说的叙事者讽刺挖苦了A.D.戈登的“犹太人在土地上劳动”的梦想和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理念:

    伊扎尔:《赫贝赫泽》与自我批判

    额角汗津津地去劳作。

    演艺界著名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意识到,虽然国家在经济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但在对待新犹太移民的问题上实在是不尽如人意,和以前的承诺相距甚远。在以色列流行文化中,讨论这个问题最著名的作品是1964年上映的电影《萨拉赫·沙巴提》(Sallah shabati),导演是讽刺作家以法莲·基翁(Efraim Kishon),他本人是匈牙利移民和大屠杀幸存者,曾被关在索比堡集中营。有意思的是,这成为以色列第一部得到国际认可的影片,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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